今年首轮巡视的26家央企中已公布15家的反馈情况,中央巡视组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反馈

由于外部监管长期缺位,国企腐败逐步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对各级国企必须加强监督,必须保证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在巡视中要盯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找到每一条利益输送的管道,让腐败分子无利可图、无处遁形。

继本月12日公布6家央企的巡视反馈后,16日晚间,中纪委网站再次集中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9家央企的反馈。这批“问题清单”中,巡视组用严厉措辞指出一些央企领导利用权力寻租,蚕食国有资产的问题。结合此前已经完成的中央巡视工作,包括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行商,三大石油巨头的巡视“体检报告”均已出炉。

随着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结束,十八大以来如期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近5年时间,12轮巡视,近300份“问题清单”,巡视这柄“利剑”尽显威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留下诸多反腐热词。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6日再次公布今年首轮专项巡视的反馈情况。此次公布的央企由第二、第五、第八、第十、第十二巡视组分别巡视,涉及能源、通讯等诸多领域,截至目前,今年首轮巡视的26家央企中已公布15家的反馈情况。巡视组在对中国移动进行巡视反馈时,首次出现“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说法。巡视组指出,中国移动对外合作领域腐败风险集中,围绕少数企业领导人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

三大电信运营商被指有人内外勾结、蚕食国资

——近亲繁殖

今年初,中央巡视组兵分13路巡视26家央企,这标志着国企正式成为中国反腐的主战场。由中纪委、中组部联手组成的中央巡视组是反腐重要力量,以往巡视对象主要为政府部门、国家机关,而这一“传统”自去年底开始发生转变。去年11月,中央巡视组对13家单位展开专项巡视,其中包括中国联通、神华集团等几家央企。在小试牛刀之后,中央巡视组今年伊始,针对央企展开大规模巡视工作,国企系统也因此成为舆论关注的反腐斗争主战场。

在16日晚间集中发布的通报中,中央巡视组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反馈,因为篇幅较长且措辞严厉,颇受外界关注。

在巡视组列出的问题清单中,“近亲繁殖”这一表述曾高频度出现。回顾近5年来的中央巡视,曾被巡视组点名存在“近亲繁殖”的单位就包括中海油、中石油、人寿集团、中国社科院、工商银行、太平集团、农发行等。

国企特别是央企之所以被中纪委特别关照,是因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一点从巡视反馈情况也可看出。此次公布的巡视反馈显示,中石油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帮助亲友承揽项目,甚至与私企老板绑定。中海油个别领导干部带头“吃里扒外”,依托中海油资源谋取私利。国家电网有的领导插手工程项目收受贿赂,有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

例如,中国移动也被巡视组指出“对外合作领域腐败风险高度集中,围绕少数企业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

对于“近亲繁殖”的严重性,2016年4月,工商银行在巡视整改通报中透露,巡视组曾在其单位发现,“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国企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危害最大同时也最为普遍现象的就是“靠山吃山”。腐败分子实现“靠山吃山”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通过工程项目、物资采购的招投标收受好处,有的人吃拿卡要、违规收费,有的与不法商人结成共同体完成利益输送。此次中国移动被点名,存在“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其实质主要是领导干部的亲属违规经商,通过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这种腐败显然也属于“靠山吃山”一类。

在中国电信,巡视组罕见地具体点名指出“北京电信公司顶风违反多项党的纪律;上海电信公司追求奢靡享乐,花费巨资装修并经营高档会所”。

最近,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防止“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文章,谈国企事业单位“近亲繁殖”问题。

央企贪腐不肃清,中国的反腐斗争就难言成功。央企的贪腐之风、奢靡之风,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和严重经济危害。以此次公布巡视反馈情况的央企为例,这9家企业基本都属世界500强之列,资产规模以万亿计。如此量级的企业被不法分子“围猎”,可能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存在于央企及国企的贪腐,还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巨大的损害,造成深重的政治危害。少数国企领导以各种不法方式快速积累个人财富,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国民资产的劫掠。国企腐败有损国本,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另外,国企腐败对社会政治生态也会产生广泛的污染。在我国,国企干部和党政官员之间存在交流机制,国企生态与各级官场生态相互影响,国企腐败案一旦案发往往会引发官场地震。国企不清,各级政府部门也难以自清。

此外,中国电信还有“少数企业领导人与特定关系人结成利益同盟,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纽带,内外勾结蚕食国有资产”,“一些企业领导人充当掮客,利用‘人脉资源’聚敛钱财”等等。

文章称,任人唯亲,公权“私有”,把单位变成“家天下”的做法,直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少有能耐、会干事的人因前途渺茫而最终选择离开,也有一些人或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或是开始“琢磨人”“找靠山”,极易造成“圈子文化”“山头主义”,败坏的是党风政风,损害的是单位形象。

央企等大型国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是为民造福的重要资源,不是少数领导干部的“自留地”。一些国企领导掌握着比市长甚至省长更大的资源配置权,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监管却过软、过松,有的完全形同虚设。由于外部监管长期缺位,国企腐败逐步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有鉴于此,对各级国企必须加强监督,必须保证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在巡视中要盯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找到每一条利益输送的管道,让腐败分子无利可图、无处遁形。

其实,“内外勾结”的利益输送方式并非首次在电信运行商的“问题清单”中出现。

——能人腐败

在今年2月,中央巡视组向中国联通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指出该企业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有的纵容支持亲属、老乡或其他关系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承揽项目或开办关联企业谋利等。

这一词汇首次亮相中央巡视,是在2014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江苏的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提出,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

需要提及的是,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在上述三大电信运营商内部持续掀起。有媒体在今年5月统计,2014年以来,包括中国电信原副总经理冷荣泉在内,三大运营商公开的被查高管已超10人。

当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解释“能人腐败”时,曾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举例,阐释“能人腐败”中具有“一俊遮百丑”的迷惑性。文章称,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就曾经创造过被媒体称作“欠发达地区突破重围的成功模式”。

在巡视组对上述三家电信企业的“问诊把脉”中,企业党组和纪检机构的监管不力都被明确指出。

这篇文章称,一些腐败“能人”因其有能力、有魄力,曾经想做事也做成了事,下级大都惟其马首是瞻,上级有时则“用其能、忍其腐”,慢慢使其变得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甚至无视党纪国法,影响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对他们的坚决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维护党员干部队伍形象、营造清正廉洁的良好环境。

例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均被指“党组织作用弱化、地位虚化、功能空化现象在集团各级企业不同程度长期存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没有真正落实”。中国移动还存在“部分党组织对中央批示精神虚与委蛇,党的观念和党性意识淡漠,纲纪不张,软弱涣散”。

——山头主义

“三桶油”均有领导亲属利益输送问题

2014年10月,“山头主义”一词在中央巡视反馈中首次“亮相”。在巡视河北时,巡视组指出,河北省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

根据通报,6月15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分别向参与本轮中央专项巡视的中石油和中海油反馈了巡视意见,加上,去年第三轮中央巡视涉及的中石化,目前,中国三大石油巨头的“问题清单”均已出炉。

当年11月,新华社发表时评称,中央巡视组的这一表态,是向一些领导干部权欲膨胀、“占山为王”发出警示信号。

在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包括中石化原总经理王天普、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中海油原副总经理吴振芳,“三桶油”均有高层被查,而观察中央巡视组在三家油企的巡视情况,亦能发现一些共性问题。

评论指出,个别手中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权欲观念作祟,各搞一摊,各唱各调。他们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国家资源当成自己的私产,将下级干部当成“家臣”。

例如,在企业业务方面,中石化存在“不同层级、不同板块经营管理人员利用掌握的资源和平台,在工程建设、物资供应、油品销售、合资合作、海外经营中搞利益输送和交换”,中石油和中海油也均被指出海外投资决策或监管不到位。

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

——靠啥吃啥

在2015年,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反馈中,多家央企被曝存在“靠啥吃啥”的现象。

比如,宝钢被指“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国电集团被指“靠山吃山,违规参与本企业经营谋利”。在国家电网公司,巡视组在建议中明确指出,“纪检组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严肃查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靠电吃电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核查巡视组移交的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2016年10月,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从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巡视反馈通报看:超半数省区市在工程、土地领域问题较为突出;近九成央企存在“靠啥吃啥”、利益输送问题。

——酒桌文化

这一词汇出现在2016年6月中央巡视组对于安徽“回头看”的反馈中,“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是安徽巡视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具体表现之一。

针对巡视组的点名,安徽“回头看”的整改中下发了“最严禁酒令”,规定全省除外事接待、招商联络外,所有公务接待不准饮酒,公务人员工作日不准饮酒,并实行每周零报告制度。

针对巡视组“酒桌文化”的表述,新华社在当时曾发表评论称,一些地方“酒桌办公”仍然屡禁不绝,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身上存在无视规矩、贪迷于“吃喝办事”的畸形“权力观”。当权力从办公桌转战酒桌,当公务办理变成“吃喝办事”,规矩和底线往往在推杯换盏中被扔在一边,交情和利益成了“通行证”,酒桌也就成了交易的舞台。

——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

在中央巡视组12轮巡视列出的问题清单中,“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这个问题表述字数很长,也很罕见。

2015年6月,巡视组对中国移动的巡视反馈中,该企业被指对外合作领域腐败风险高度集中,围绕少数企业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

对这一全新的表述,2016年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反腐倡廉蓝皮书》给予了解读。这份蓝皮书指出,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亲属违规办企业,第三方业务占比过高引发利益输送,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人员职权牟利,出现了“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

——一家两制

这是中央巡视组在巡视浙江时发现的问题。2014年7月至9月,中央巡视组巡视浙江时发现,“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

对于“一家两制”,当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表题为《莫让“一家两制”成为官员“绊马索”
》的文章进行解释。所谓“一家两制”,是指家庭成员中既有人在体制内工作,有稳定收入;又有人在体制外做事,收益受市场调节。

这篇文章还称,回想一下,这些年来因为“一家两制”、家庭成员之间共演贪腐“双簧”,最后导致官员落马的例子的确不少。文章列举案例称,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被指控的7起受贿行为中,其中5起皆有其儿子的“身影”,其妻和其子均为涉嫌向其行贿的倪氏公司股东和高管。还有苏荣和他的妻子于某,张曙光和他的妻子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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