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贩子判处死刑会刺激人贩子铤而走险、威胁到被拐儿童的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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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9 09:25:45

互联网时代,由某个事件引发的热评,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主张“人贩子一律枪毙”或类似内容的短文这两天在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有媒体说可能与一部以反映失踪儿童情况的纪录片的播出有关。

17日,朋友圈突然被广大网友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相关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大量网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一律死刑,法学界、社会学界则多从专业角度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罪犯被判死刑,在我国不是没有先例;至于“是否该一律判死刑”,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死刑救得了孩子吗? 法学博士姜晓妍女士称:
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个人非常非常愤恨人贩子!可是,正因为学过几年法律,让我学会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首先,死刑对犯罪的震摄力非常有限,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是死刑,可现实是故意杀人的犯罪无法禁止;其次,如果判人贩一律死刑,那人贩子就会成为活在刀尖的亡命之徒,中国人都知道,亡命之徒可怕且不好抓,把人贩一律判死刑,更可能的是把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险境地,也增加警察抓捕的困难;最后,我学程序法的,在心里对犯罪嫌疑人有一种无罪推定情结,不管多么罪大恶极的嫌疑人都要给予辩护的机会,而不能一律判死。
法学博士齐晓伶:
因为人贩一旦即将被抓,就会面临死刑,亡命之徒会怎么对待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带着一起被抓?孩子得到解救?
广州律师张慧:
犯罪分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简言之,就是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罚当其罪,罪刑相称。不应该一刀切、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判处死刑,应该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做判断。现实中,有不少人贩子贩卖的儿童,是由其亲生父母主动出售的,人贩子在中间起中介作用。并且,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犯罪,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是说法律越严苛,犯罪行为就越少发生。也就是说,死刑未必能根治人贩子问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死刑废除后犯罪率并没有随之增加,而是降低了。废除死刑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我们国家近年来实际上也在减少死刑。”
知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教授:
对于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要尽早争取废除。“刑法的威慑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杀人要偿命,但自古以来杀人的事从来没有断过。关键是作案的人没想到犯案后就会被追究。刑法的威慑力不是没有,而是不要把它神化了,它不是万能的。”
对于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应该判处死刑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对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应当判处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此类犯罪。就此话题,陈士渠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拐卖儿童罪的起刑点就是5年,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并不是说当前我国对人贩子的处罚不够严厉,实际上,这些年国家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一直都是从重处罚。自己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就是,今后在处罚罪行严重的人贩子时应多使用死刑。(2015年3月4日《广州日报》
记者肖欢欢)
有网友们认为,对人贩子判处死刑会刺激人贩子铤而走险、威胁到被拐儿童的安全,陈士渠表示,人贩子拐卖儿童的初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威胁其生命安全,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当前对买方处罚偏轻
人贩子固然可恶,但法律界人士指出,当前对买孩子的买方处罚偏轻,也是拐卖儿童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雪松院长曾侦办多起拐卖儿童案件。通过对近年来发生在当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分析,他认为,人贩子之所以猖獗,一是销路顺畅,有较大买方市场。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一些人置法律于不顾高价收买儿童,以延续香火或显示家庭人丁兴旺,这就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二是高额利润,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三是作案易得手,不易被揭发。拐卖儿童较之拐卖妇女更安全,即便日后儿童被解救也无检举揭发的能力,无法指认罪犯和提供证据,从而使犯罪分子可以逃避打击。
李雪松认为,当前的法律实践中,对买孩子的人成为打击盲点。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收买者则处罚较轻或者不处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建议,对于买孩子的一方也应该严厉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王军也表示,当前对“收买”被拐儿童方面的打击力度太小。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收养或收留方没有虐待行为,就可以免于处罚。只有加大了对买方的处罚力度,拐卖儿童的主要渠道和动机就被卡死了,相信拐卖儿童的行为也会减少。
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打击拐卖儿童行为”的提案,他建议加快完善立法、增强全民“反拐”“治拐”的意识和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第六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许钦松认为,这一法律规定应该修改。“目前拐卖儿童之所以猖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买方市场的持续旺盛。买方一般不会受到刑法的惩罚,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购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没有后顾之忧。”许钦松说。
国家近年来已对人贩子加大惩处力度
北京市益家家事律师团崔利民律师表示,根据《刑法》的规定,犯拐卖儿童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拐卖儿童3人以上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造成被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儿童卖往境外的。
实际上,近年来,国家已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明显加大了惩处力度。人贩子被判处死刑,已经不是头一回了。2012年6月,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庭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蒋开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彭庆托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88年至2008年间,蓝树山单独或伙同他人在广西宾阳县、巴马县等12个县,钦州市、凭祥市、贵港市、河池市等地,先后将被害人韦某某、黄某某等三十多名3至10岁男童拐卖。蓝树山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获利共计50余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其拐卖妇女、儿童人数多,时间长,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判处其死刑。后经二审维持原判,目前,蓝树山已被执行死刑。国外如何解决拐卖儿童问题
美国
美国政府在寻找失踪儿童上投入了巨大的警力资源和社会力量。美国国会在1982年就通过了《少年儿童失踪法》,促使人们加强防范意识。一旦儿童遭到诱拐或绑架,联邦调查局会立即介入。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也可以请求该中心出动专业搜救小组。
日本
日本的拐卖儿童案每年不足百例,对拐卖和收养行为在量刑上的相当,可说是日本少有拐卖儿童犯罪的根本原因。日本刑法对拐卖儿童和收养被拐卖儿童刑期大体相同。拐卖儿童刑期10年以下,收养被拐卖儿童刑期7年以下。而中国刑法规定最轻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欧盟
2010年11月29日,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达成一致,将制定打击拐卖人口的新法律,以更严厉地打击拐卖人口行为。新法律对拐卖人口进行了更广义的界定,包括强制乞讨、以非法领养等为目的的拐卖人口。新法律将对拐卖人口犯罪者实行5年至10年的监禁,重点打击奴役儿童、有组织犯罪、威胁受害者生命和严重暴力。涉嫌犯罪的法人机构将面临刑事处罚以及被临时或永久性关闭。
泰国
泰国的儿童拐卖现象比较普遍,多数被拐卖儿童被迫乞讨,或是被卖往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对此,泰国政府采取疏堵并重的措施:泰国制订了严格的用工制度,规定外国人必须取得工作许可,否则打工者和雇主都要受到刑事处罚。此外,泰国许多民间组织也致力于加大妇女儿童教育普及力度,保证妇女儿童享有平等公正的权益。

尽管相关评论也迅速跟进,其中不乏对如何处理“人贩子”以及寻找和解救被拐儿童的理性分析,但这些理性的声音,在网上的一片“喊杀”声中显得如此无力。

拐卖妇女、儿童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犯此罪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该条第一款列举了八种法定情形)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第二款将“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均被视为“拐卖妇女、儿童”。同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还规定了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就拐卖妇女、儿童行为而言,《刑法》的上述规定,对犯罪行为的覆盖面不可谓不广,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最低为五年有期徒刑,最高为死刑)。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网民继续喊“杀”呢?

拐卖儿童犯罪并非今日才有,更没有证据表明近来有加剧的情况。如果此类帖子仅仅因为一部以关注被拐儿童为主题的纪录片而引起,那么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这种“即兴民意”给予关注和检讨。

对一项制度、特别是犯罪与刑罚的制度的讨论,如果是因一时冲动而发布和传播,本身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从帖子的内容看,要求或者支持对所有参与拐卖和收养被拐卖儿童者判死刑的人,大多数没有认真关注过《刑法》的上述规定,对刑法和刑罚的功能和社会效果也不会去做认真的分析。

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温馨的家里,一边看着屏幕上受害的儿童和家庭的悲惨遭遇,一边搂着身边可爱的孩子,想着万一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于是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加害者的仇恨瞬间被放大。借助互联网的威力,这些同情和仇恨得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感性的方式得到表达和散播——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这些喊杀的人中不乏温柔的母亲了——让他们在这样的时刻去想“罪刑相适应”的公平理念是不现实的,他们不会、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想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也是想做父母的人;更不会去想,包括拐卖儿童在内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就生命权而言,与自己并无不同;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貌似“公平正义”,实为个人情绪的一种极端的表达。

如果仅靠严刑就可以减少甚至制止犯罪,那么最应当减少甚至杜绝的是制毒贩毒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最高可能被处死刑(《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但现实中仍不乏铤而走险者。严刑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但不能消灭人性因贪婪和自私而引发的恶行。

拐卖儿童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不是因为《刑法》对拐卖儿童罪的惩罚力度不够,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有供需市场(“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其次是缺乏合理的儿童收养制度(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尤其如此),再次是寻找和解救被拐儿童的手段运用不够充分,等等。

只有对这些问题通盘考虑、分头入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遏止拐卖儿童现象,有效寻找和解救被拐儿童,让更多的家庭免受被侵害的威胁。

作者即将停笔之时,读到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宣布“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建设正式启动的报道,算是一个好消息——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手段寻找走失儿童,有望大大降低拐卖和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的“有效率”,比起要求重刑严惩的“网络民意”,现实的行动更有意义。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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